马未都:收藏有诈--转帖

切诺基2500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

喝街的行规

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搁在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让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马未都见证了人与物之间的转化，也玩味出收藏界这个领域里的人生哲学。
马未都真正开始收藏是回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后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在东城上班，每天骑车大约需要40分钟，中间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附近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跳蚤市场。这个市场是非法的，每天6点多钟摆摊，七八点钟散摊，马未都就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绕到这里转转，每个月都能买上一两件心仪的古董。时间一长，就跟这帮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识和交易行规都是从这里学到的。
“因为他们每天上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跟老师每天给你布置一道题似的，很多东西都没见过。”马未都说。混熟了，马未都发现这些人大都服过刑，刑满释放后没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将本求利，“他们卖的是什么不知道，但知道3块钱买进的，5块钱就卖，2块肯定不卖”。
在马未都四处收藏古董的时候，周围人都没什么兴趣，每次他买到一个好东西想跟朋友交流欣赏都找不到人。“买完东西不给别人看不过瘾，必须给别人看。”马未都说。有一天，他抱着一个新买的大罐子去找一个朋友，敲门门不开，但他在外面听见屋子里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门总算开了，一进门发现屋子里四五个人神色慌张，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来，往电视上一搁，这时才发现电视机是热的，再看那些人慌张的表情，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锁在屋子里看毛片呢。“我说毛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看我这个吧，特棒。我就发现每个人都特别茫然，他们都觉得我特扫他们的兴。”
这个大青花罐子就是马未都从那个地摊上买回来的。在跟这些练摊儿的人熟悉了之后，他们就带马未都往住户家里领。由于有些东西太贵，练摊的人买不起，怕有风险，便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交易成了就给他们一点佣金。“旧社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规矩现在没人执行，过去有一个术语叫‘成三破二’，中间人拿5%，‘成’是卖方买卖做成了，‘破’是买方破费。我们现在的中间人一张口就是10%，这是最轻的，有的上来就要两成的提成，过去的中间人都特规矩。”
有些掮客为了促成一桩买卖，不惜用一些无赖手段，当年马未都就遇到一次，“当时早期那种无赖的手段你都不能想象”。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带他买东西，进屋后那年轻人等在门外，“这堆东西有瓶子、钟、碗等十来件，一共要360元，我看完觉得还可以，我说我要了，卖主又突然反悔不卖了。出门后年轻人问我买了吗，我说我想买人家不卖，你说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他问我里面那些东西哪件不值钱，我说里面有一破碗一分钱都不值，他说行，你跟我进来吧。”年轻人于是进门说:“哪能不卖呀？”卖主说就是不想卖了。“他趁那家人不注意，当着我拿起那只碗‘啪’就摔了，吓我一跳。我看见是成心摔的，年轻人说，哎哟，不小心给你摔碎一个，这怎么办呀，赔是肯定不可能了，还是按原价360元都买下来吧。他摔碎一个最不值钱的，说要赔就拿360块钱带走这一堆，弄得家里人特难过，我也特不好意思。这种人非常有经验，经常串户，专门收这种旧货。最后这家人嘀咕半天决定360元卖我了。出门以后我问他，要是这家人非不卖呢？他说那就再摔一件看他们卖不卖。这些赖招只有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才会使，咱们想都想不到。”
“这种人叫‘喝街的’。”马未都说，就是专门走街串巷，非常有经验。在出版社期间，总有喝街的找到马未都，让他跟他们去通县喝街。马未都那时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脸皮儿薄，不好意思跟人上街收破烂，但他知道通县的古董特别多，因为过去通县是北京货运终点，很多黄花梨家具在苏州做好，通过运河运到通州，这里就成了家具集散地，卖不掉的库底子就自己留着用了。
喝街也有喝出宝贝的。有一次，几个农民喝出一个永乐年间的罐子，喝出来的是几十块钱，转手就是4万元。一个古董贩子大半夜给马未都打电话，马未都不想去，但又很动心，反正从东四十二条到灯市口也不远，便骑着自行车去了。沿途马未都发现满街都是警察，等见到那个罐子，发现的确是真的。那几个农民说要买当晚结账，“4万元当然是便宜的，我倒是有钱，但是是港币，农民一听港币不要。都下半夜1点多了，那也不能等天亮，我给换汇的打电话，叫他半夜来，他要点高点，我说成高点就高点。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在路灯下换成人民币，都两三点了，一帮农民数钱。路上不全都是警察吗？我就不敢拿那罐子回家，骑一自行车后面背一大青花罐子，警察肯定得让我靠边，当倒卖文物给扣了。那天到家都三四点了，上午我一睁眼脑袋嗡地一下，坏了，这贩子备不住把东西拿去卖了。果然，3点多我一走他就又联系别的买家，早上8点多就给卖了，卖了12万元。早上他拿着4万块来还我，说我这回真赚了不少钱，但我还欠人家好多债，我以后赚了大钱再分您，转身走了。我等于是白忙活一晚上，把港币变成人民币，什么事都没我的”。
让马未都更后悔的是，秋天这个永乐罐子就在香港苏富比出现了，当时卖了200多万港币。这罐子再度出现大概是2005年，卖了3000多万港币。“当天要不是那满街的警察，我就抱回家了，跟他就是钱的事了——你帮我一忙，我给你一两万块到头了。农民喝街35块钱喝出来的，我跟它失之交臂。”马未都今天说起这事还带着遗憾。
马未都说:“现在北京这种走街串巷的没了。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对你卖的东西有一个价值判断，有一整套对付你的办法，声东击西，把你说晕，用各种办法让你卖不出价去。但他们知道这东西在哪能卖出价，利用的是信息不对等。最早做古董的这些人，不需要文物知识，只需要对人的了解，那时候不可能从户里买出假的来，关键是怎么能让他卖。一般喝街的人嘴都特甜，大爷大妈地叫着，你买冬储大白菜，他肯定一头大汗地帮你搬。这事我都干过。在国务院宿舍看人家里有文物，老头对我特好，一到买白菜和蜂窝煤的时候就帮人家卸，卸完以后每次都到人家里洗干净手抱着瓶子看，看久了老头就说喜欢就拿走吧，根本也没花钱，因为那时候全社会没意识。”
当然，这样的便宜马未都占得不多，多数时候他还是要出点血。有一次，一个贩子卖给他一对梨花圈椅，他1000块钱买的，4000块出手，马未都判断这椅子的行价大约是8000到1万元，便成交。马未都说:“该他赚的钱你得让他赚到。我的理论是，多给钱的坏处是这一单亏了，好处是生意的长久，你的通道是通畅的，总有他出漏的时候给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这杯子他10块买的，你给他20块，他认为翻了一跟头，你老给他12块怎么行？古董贩子拿到古董的时候都是想到谁能出大价钱，实现价值最大化，所以一开始装傻多给点钱没坏处。我之所以收了很多很多好东西，就是一开始不在乎那点小钱，他们觉得你不错，有事先通报给你。我觉得早期收藏，所有东西的价值都不抵信息的价值，东西贵一点便宜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你能知道谁那里有东西。”

失之交臂

有时候，马未都知道哪里有好东西，但由于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安徽的文物商店看到一个宣德年间的盘子，当时标价400元外汇人民币，现在这个盘子最少400万元人民币。但当时要外汇，马未都只好放弃。半年后他带着外汇去，他们还不卖，要护照，因为只卖给外国人，到最后也没有买到。
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友谊商店看见乾隆年间的一只碗，特别罕见。1986年要3万元外汇人民币，他买不起，到1988年再去就没了，隔了一年苏富比卖了792万港币。“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我要是知道，砸锅卖铁也要把它买回来。当年一个日本人792万港币买走的时候，所有这行业的人都认为这个碗终生不会再涨价了，那时候100万美元跟今天1亿美元差不多。这个日本人放了21年，2000年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他拿出来卖了，没怎么赚钱卖了2100万港币，翻了3倍。这种事我遇到的特多，从收藏角度，别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其实买不起的是大多数，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东西那么便宜你怎么不买，我当时也得有钱呀。”
这是买不起，而买得起却不买最让人遗憾。“我的经验是你要是想收藏，一定要有一部分现金，严防好东西出现你没钱了。那时基本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买了甲就不能买乙，经常借钱。最怕的是身上有钱，那堆东西可以买，但你放弃了。1985年，琉璃厂虹光阁内柜给开封博物馆准备收藏，是明清两代瓷器，有上百件，两玻璃柜子，2.2万元。这笔钱开封博物馆批了两年都没批下来，我老跟他们说他们要不买，我就要这东西了。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开封博物馆钱批不下来，要买就拿钱来。我犯了个终身大错误，我当时有这笔钱，可一下子花出去心里有点承受不住。今天的人看怎么那么短浅呢，就是短浅，一共就那点钱。也不知道后来是这样一个局面，也不知道后来就没机会再买了，人不能长后眼嘛。我把它放弃了，要是没放弃，价格至少翻1000倍。”
在上世纪80年代，古董的价值是体现不出来的，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古董会升值，人们对一件古董的价值判断也仅仅停留在心里感受层面。所以马未都感慨地说:“整个10年，我对古董价格的感受都非常不准确，而且资金非常有限，想不到后来的事。”第一次让马未都感受到古董很值钱还是在1988年，当时一个台湾人来北京，看到他有只碗，问能不能卖给他。这只当时花200块钱买的碗，台湾人开价1万美元，这件事让马未都有了“价值观”，但是马未都还是没有卖。“所有跟我一起玩古董的全被历史淘汰了，北京一个没剩，全国也是，不是下大狱就是吸毒、家破人亡、娶五房太太……什么事都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我没卖，卖的人全是死;卖的人不赚钱，赚也是赚一阵子。我不卖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钱，是我源于文人的面子，我觉得卖东西是一个奇耻大辱，我的不卖把我彻底救了。”
很多人都不清楚马未都哪里来那么多钱买古董，其实马未都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就开始做药材生意，卖中药材是个暴利行业，一个月能挣七八万块钱，靠卖药挣来的钱玩古董。因为当时在出版社，不敢跟人讲自己做买卖，但给人的印象就是马未都有钱，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马未都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四处买古董的岁月，比如去河北、山西一带，有人带路，到处都是宝贝，哈腰就能拣到。现在没有了，到处都是雷。“就是等于你去的时候是个处女地，森林里都是大蘑菇，随便采，现在都是毒蘑菇。”马未都说。而且，马未都是第一个从国外用集装箱往回买文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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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的软肋

马未都说:“我一直对证据特别有兴趣。鉴定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活，但鉴定本身不科学，你甭听那些专家成天说这也算一科学，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它不是用仪器说话，它是眼学、目鉴、经验学、社会学。所以，第一步，是你要对它的细节熟知，剩下的全是背景。比如说为什么有人进来你就知道他是一骗子，他有信息告诉你，他有时候多说一句都是致命的问题。”马未都提到当年王朔写过《单立人探案集》，他说王朔写得不好，如果他写肯定比王朔好，因为他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见过一个女的，把我给害够呛。我帮一个人做收藏，一个颜色釉，比如红的、绿的、蓝的，就这种收藏，基本上都收藏齐了，就差一个胭脂红的瓷器，特少，找不着。1996年来一女的，我不认识，她说有两件瓷器，孩子要出国，想卖了，我说带来了吗？她说带来了。一打开，两个胭脂红的小碗，雍正的，我就在找这东西呢，怎么就来了。我心里就给拟了一个价钱，因为你买东西，心里必须先有个价钱，这东西最多12万元。那天还特别巧，有一个电视台给我拍节目，这事儿就被拍到镜头里了，但拍的时候她就特紧张，一开始我是认为她不好意思。完了之后问多少钱，她说12万元，我想，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因为我还是想买便宜的，我说，也就值个8万块。她说，您这么大收藏家您还砍价，我觉得您就能出12万元。我觉得这话就怪怪的。我说行，咱俩再商量。因为那天拍节目，我让她留个联系方式再联系，她说，我没电话，也没BB机。我说，你周围能找着你的人，有电话也行，她说，没人能找着我。这话对我来说是断后的事儿，什么事儿一断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有诈。她怎么要断后呢？这东西是真的，我要放她走了，万一这东西永远都找不回来呢，那我就永远找不着这东西了。我不能让她走，我必须得跟她能联系上，我就让他们给我写个电话。那天正好有个外国人送给我一本画册，我给她一张纸，她就把那纸给铺到那画册上给我写了一个电话。然后那电视台就开始给我拍节目，这一岔，那女的就走了。等拍完节目出来，我就找那张纸，没了，他们说那女的回来了又把那纸拿走了。我太想要那东西了，忽然想起来画册，我拿画册在灯光底下一照，电话号码特清楚。但我一下就觉得那电话号码熟，想来想去，想起来了，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电话，这个人跟我挺熟的，我就打这个电话，一打是那个人的老婆接的，她说他出差了，电话就挂了。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回事？我就没想到这是骗我。我所有的信息，我的需求、我的心理状态、我想要什么、我价格的承受力这人全知道，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局。这种假东西可能他们一下烧了5个，她可能挑了两个最好的，把那3个搁家了。这话他可能没跟这女的交代，她一个外行，认为5个跟两个的区别不大，但是从内行的角度看，5个跟两个的差别可大了——两个都非常难得，你们家怎么会有5个呢，不可能。后来我这个朋友家死了亲人，他开了一大名单，让我另一个朋友给他写挽幛。那挽幛写的时候我一看，那女的名字在上面，来的那个女的是他舅舅的孩子，所以跟他不是一个姓。那东西仿得非常像，你知道，越小的东西越难辨，越大越好看，越大信息量越大，有一处出毛病就能看出来。那东西小，单色的，又不画，非常难看。所有这些库里的或人送来的东西，都不敢长时间看，都是拿来看一眼，大概感觉到了就不再看了，真到付钱的时候再看。为什么呢？如果你长时间在那看，你看瓷器他看你的脸，他看你有多喜欢，它那价钱可是不一样的。在没有敲定价钱之前都不认真看，这是规矩，你看的时间越长，他开的价就越高。”

马未都分析，如果这个女的一开始不画蛇添足说还有3个，并且把退路想好，留一个电话号码，大概他就不会起疑心了。“一旦你要说瞎话，那代价就是你必须用两句话遮一句话的瞎话，用四句话遮那两句瞎话，再用八句遮你那四句瞎话，说着说着就穿帮。”

做局与破局

对文物的鉴定，马未都认为把假的看成真的并不丢人，几乎所有的大收藏家、大鉴定家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因为作伪程度不断提高，曾经一次看错不要紧，以后再也不会看错。

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盛，造假做局越来越普遍，有些局做得非常逼真，就是好莱坞的导演也要甘拜下风。马未都经常被请去做鉴定，见过很多新时期做局手段，比如“造墓”就是很普遍的一种。马未都说:“我认识一个西北的商人，他送我一批古董。我说你这都是新的，我不要，他说马先生你放心，这都是我亲自下去拿出来的，我们开着越野车，开了好几天，风餐露宿的，到那儿都没有人迹啊，好容易找到那墓道，现挖，那怎么可能假呢？我说那怎么就那么准，就你们到那儿，下去就给挖出来了？你怎么知道那儿有？其实全是假的，全是他们埋的，埋的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但他被诓过去，还坚信不疑。然后他还跟我说，你没有去过现场，你不懂。他认为你不懂，坚信不疑，这种人挺多的。”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局，像一个故事片，让你不知不觉进入角色。“我碰上一个人，买了一个东西被骗了。河南某地出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拿到北京卖给他，他绝对不要，他一定喜欢那种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骑毛驴的感觉，他喜欢这种感觉。到了以后，别人说不巧，一小时以前被卖了，他经过这么艰苦的跋涉就特沮丧。那些人说，别沮丧，那边有一个墓正挖呢，咱们去。就是我说的，他们知道他最喜欢的是甲，却给他忽悠去看的是乙。他正沮丧呢，到那儿以后，就挖出一个甲来。这甲他们都没和他说过，一挖出来就抱着说，这东西不能卖，专门给别人准备的，死活都不卖给他，连看都不让他看。他肯定不干，长途跋涉到这儿来，钱也没花，最后又有人从中间撮合，乱七八糟的，很多人给他搞回来，还是个假的！这么一折腾，他根本连看都不看，真假这个事已经不想了。拿回来让我看，我说你这个是新的。一开始他不信，说这事复杂，说不清楚，我心说，那复杂都是设的局。”

除了演员特别多的做局，还有单出头专门布局的人。有年夏天，非常热，马未都被人带到一个四合院，说有一个华侨手里有一批古董让他看看。马未都一进屋，屋里没空调，一个70多岁、仪表堂堂的人接待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马未都就觉得挺奇怪。然后那人就往外搬东西，说这东西是1971年某月某日在墨尔本什么大街花多少钱买的。“我一看就是个假的，心说你跟我说这个没用。他哪儿知道啊，一会儿又拿一个，又这么说。他每一个都说得很具体，还夹着英文，说得特怪。看了十几件，我就特烦。现在很多人雇这些人行骗，他相貌上要占便宜，有的人一看就是个骗子，他就拿个真的也忽悠不出去。我看这个四合院，觉得是他租来的房子，布置好了忽悠人。最后他拿出一件东西，我就说，您稍等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在你们家超过8个月，我就算今天白看了。那人一下就愣了，他接不上我话，前面说的什么大街什么号都没用了。还有专门在店面忽悠人的。有个老头开了一家店，有一次我带着手下去店里，进去前我还跟他们说，你们千万别叫我，别叫他认出我来。我一进去，那老头儿说，呦，马先生，这个那个跟我一通说。我说你怎么卖这个东西？他说，我这是高薪聘来的。那店里一件真东西没有，但是老头儿上来先告诉你哪个是假的，他告诉你大概有多少件都是假的，其他的他可没说，但其他的也全是假的。如果你问他是什么年份的呢？经典的话就叫:这东西不够明。不够明，按照常规是清朝的，对不对？但今天的也不够明朝，这话没有问题。有人买完了以后他说，我跟你说了啊，这东西不到明啊。确实不到明，太坏。”

自己的防线

从这些故事中，马未都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一旦你进行古董交易，就会有人专门拆你的心理防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防不胜防。但凡买古董的人都贪便宜，你只要一贪便宜自己就把防线拆了。“所有被骗的人都会说，哎呀，我当时脑子就不转了，什么喷上迷魂烟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不是脑子不转了，当时脑子转得快，想怎么赚钱。所有的骗子都在一个地方下工夫，就是怎么能让你贪上，而且这个贪，做给你看，是成功的。比如他们说从墓里挖出100多个金佛，拿一个到银行去卖，银行当着你的面把钱一点，那边还有100多个呢，你肯定要犯贪。你戒不了贪，就不能玩文物。我认为上大当、亏大钱的都是因为贪，而且他那时候不考虑真伪是因为有人演给他看。当然，我现在碰不着这种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到我这儿不管用，他们特别愿意找刚入门半懂不懂的人。还有一部分人是心态不良，比如我鉴定一件东西收300块钱，有人花90块钱买的两件东西，一个40元一个50元，跑这儿鉴定来了，那东西谁看都是假的。他为什么要来鉴定呢？他是想侥幸万一我说是一真的，他不就发大财了吗？过去说搞古董这事儿，就是半个心理医生，你得揣摩人的心理。今天的社会不健康也很正常，只不过在古董这儿特明显。你去买股票，不也是心理也不健康吗？有多少人是健康心理去买股票的？都是不健康，都是想捞一把就走。”

如何成为一个文物鉴定专家？马未都认为，首先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学知识，还要有一个哲学的头脑，科学判断是不掺杂感情因素，但科学还不能完全解决文物鉴定，全世界目前的文物鉴定基本上还是靠眼来看。“我赶上最好的时候，就是文物最不值钱，没人造假，造假的过程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举个例子，我邻居的女孩，我看着她从小女孩长成大姑娘，变成中年妇女变成老太婆，她怎么变我都知道，一眼就知道是她。但问题是这女孩如果搬走了，10年不见，我一见不知道是她了。这个信息不能断，今天的鉴定工作就是你一旦丢失信息，你肯定鉴定不了。很多老专家跌跟头都跌在这儿。我们有的鉴定不是看出来的，主要是听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少的东西，突然一出现，我有时候用个简单的方法就鉴定了这东西我用肉眼看非常困难，看不出真伪，那好，我开始打电话。第一问作伪者，比如这种东西肯定是景德镇烧的，那我把景德镇的人问一圈，有没有谁做？因为这是保不住密的，它对你保密，在当地它不保密。那要是说谁谁谁前阵子一直在攻关呢，那你就基本上知道了。第二，你还打电话问其他地方，比如有一回有一个非常少见的文物出现，我一打电话，当时日本、新加坡、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时都出现了，那肯定有问题。平时都找不着，怎么这会儿同时都出现了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作伪是为了获得暴利，卖掉一个东西有时候不赚钱，现在为了快，他就布局，把这个东西分好了同时发出去，让你们来不及反应。过去是真反应不了，没手机，现在我一打电话那边也有，那肯定是假的。作伪的人有一大难题，他不断在攀高，不论他攀到哪儿，我如果知道他整个攀高的过程，就跟我知道那小女孩变成老太太的过程一样，我永远认识她。他一次被我发现，他就白攀了。所以作伪也挺困难的。”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比如你从某家古玩店买回的东西都是真的，为什么？这家信誉好，他不可能卖你假的。你从路易威登的专卖店里买回的包，犯不着再回家鉴定一回是真包还是“秀水”的，它的信誉是这么保证的。你要老百姓提高鉴别能力是不可能的，电视上一天到晚教人怎么在生活中鉴别真假，只要不是这个领域的人，那东西根本就学不会。我们的心态不好，都是想去挖宝，都是这种态度。你要想从技术上知道，你从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它的真伪，那确实需要学习，但是我觉得对于老百姓，应该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追求的应该是一个社会的保障，比如瀚海、嘉德这样的拍卖公司。你得有这么个态度，比如我有闲钱了，比如我现在收入比较高，我又碰见我喜欢的东西，在我充分考察以后，在我相信社会的这套系统以后我买一个，不行我再听听别人的意见。理论上讲，瀚海、嘉德这种大公司的商业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信誉保障体系，它来替你做了第一道筛选。”

同乡

占时不懂

切诺基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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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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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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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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