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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制造CBD这样一个概念,在该区域集中规划大量高档写字楼、五星级酒店等,引入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获得大量土地出让收益,但几十万、上百万人从四面八方同一时间在这里进出,再强大的道路交通系统也无法负荷。国贸区域重要的交通干线东三环,很多年前就被北京人戏称为“北京最大的停车场”。 面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划问题,北京市政府不是研究拆分CBD,而是继续强化这一概念,今年7月北京市出让国贸九块土地,挂牌价高达令人乍舌的246.55亿元,未来这一区域的堵车情况可能会更严重,进而影响全市的交通状况。
另一个例子可能会说明城市管理者水平对交通拥堵的影响有多大,北京汽车保有量仅是日本首都东京的一半多,同时市区面积远大于东京,但拥堵情况却比东京严重得多。东京的交通出行总量中,地铁系统占据86%,小轿车出行仅占交通总量的11%,而北京小轿车出行占交通总量的比例则是东京的3倍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是中国上班用时最长的城市,平均为52分钟,其次是广州和上海,用时分别为48分钟和47分钟。
由于中国的政府官员不是民主选出,因此各级政府官员不是通过改革和提高管理水平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而是使用行政暴力,通过政府机构限制私人购车来转移社会矛盾。
虽然国务院2009年颁发、在2009年至2011年实施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清理取消包括牌照注册数量等在内的限购汽车的不合理规定,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出台,不仅让中央政府的红头文件变成废纸、威信大失,还在出台前的征求意见稿中隐瞒了即将实施的限购措施。
在北京限购政策实施前,北京大约有500家左右经销商,2010年共销售新车89.2万辆,加上相关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多达几十万人。
但政府在没有相关配套措施来保障这几十万人的生存问题下,毅然决然地将2011年的新车牌照发放数量确定为24万辆,被“逼上梁山”的北京汽车“4S”店终于创造出“出租车牌”这项举世罕见的汽车销售新模式。
按照北京市的规定,每家“4S”店今年最多可摇中8张车牌,至于其余那些可用于出租的车牌来自何处,恐怕是永远不可能彻底调查清楚的商业秘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能够提供出租车牌业务的汽车“4S”店不仅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一样血管里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而且似乎还有着比梁山军师“智多星”吴用更聪颖的头脑。唯一需要担忧的是,随着可用于出租的汽车牌照数量减少,这项被逼出来的创新业务的价格可能越来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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